在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方面，既有研究认为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具备阶梯式上升格局，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均衡，呈现“东—中—西”的带动扩散趋势；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挑战与思路方面，既有研究认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挑战来自中国主要矛盾转化、国际竞争新形势以及数字经济新技术冲击等方面，需要转变民营经济发展的政府服务思路和推进机制。也有部分研究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进行了切片式识别，包括市场准入、要素支持与制度环境等多个方面。本文则沿着第三条进路，识别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堵点障碍，提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破解对策。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障碍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与现行制度环境存在一些适配性难题，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诸多堵点，主要表现为四大方面。
（一）“身份”准入障碍
尽管中国在制度层面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同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拥有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基本权益。但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国有企业往往更具备政府资源优势。即使在部分市场竞争领域依然拥有较强的资源渗透力，民营企业往往难以与国有企业以同等待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在获取生产要素、市场资源地位以及行政执法监督等方面存在“不平等”，突出表现在产权保护、行业准入、银行贷款、上市融资、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支持、政府监管执法等方面。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获取市场资源，但民营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获取市场资源方面受到不公待遇的现象仍然存在。如民营企业获取资金要素的成本往往高于国有企业，贷款利率水平普遍高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垄断性行业，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经济发展受到由于“身份”不同而产生的行政制约和政策制约依然较为严重。诸如在能源、电信、航空、航运、电力、烟草等众多利润率较高的产业部门，民营企业的进入门槛较高。即使通过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混合，但民营资本在市场准入上依然面临较大的“进入门槛”和“准入障碍”。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民间资本投资“无门”的客观现象，且存在尽管部分投资领域允许民营经济“入场”，但是在竞争过程中仍有不公平现象，如民营企业投资审批手续繁杂、市场准入的企业规模标准过高，行政审批烦琐等问题，在部分领域存在较为严重的“玻璃门”、“旋转门”现象。
（二）“要素”升级障碍
尽管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系统性转变，但整体上，中国民营经济存在“大而不强”与“大而不优”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获得了充足的市场条件，大规模市场优势与劳动力成本优势为民营经济从小变大奠定了基础。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4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数据显示，排名前50位的公司贡献了研发投入总量的40%。入榜的中国企业主要包括华为、腾讯、阿里巴巴、中国建筑集团、比亚迪，在数量上远远低于美国，并且研发十强企业排名中仅有民营企业华为1家，而美国有苹果、Meta、微软、英特尔等6家企业。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部分民营企业习惯“市场换技术”的旧有发展模式，忽视自身创新能力建设，在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在外向型经济体制下民营经济整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随着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开展“脱钩”措施，逆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较为严重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特别是在传统产业领域，大量民营企业习惯传统要素驱动企业增长的旧有路径，在企业资源配置过程中形成生产要素与管理模式的“路径依赖”，即通过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以及传统生产型管理模式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难以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据、技术、创新、知识等新型“生产要素”，成为全面形成创新要素驱动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阻碍。在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方面，中国民营企业基础研究的人才基础十分薄弱，总体上不具备从事基础研究的资源配置能力，影响了未来前沿技术突破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健康发展。
（三）“融资”支持障碍
融资难、融资贵成为长期制约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障碍，原因在于中国资本市场是以国有大银行主导的融资体系，普遍存在“规模歧视”与“所有制歧视”等问题。
一是大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在信贷发放过程中形成了以大规模企业优先、国有企业优先等偏好，造成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过高，限制了民营经济的投资效率，也难以为民营企业开展相对长周期、市场风险较大的技术创新提供直接融资支持。
二是专门服务于民营企业的中小银行、民营银行等民营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足，普惠金融对中小微企业创新融资支持力度依然有限，进一步限制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融资空间。
三是民营企业贷款还款周期严重偏短，特别是初创期民营企业难以获得长期贷款支持，限制了民营企业长期导向的投资布局和研发创新。部分民营企业在融资担保时缺乏足够的担保物，盲目扩张规模将迫使金融机构承担较大金融风险。
四是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狭窄，渠道单一。从中国资本市场看，在沪深主板上市的大部分为大规模企业，新三板、创业板等支持民营企业直接融资的规模与力度依然有限。
（四）“营商环境”障碍
从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水平来看，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31位，相较于美国、韩国、英国、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党的十八大以来，尽管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与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依然存在政府信用缺失、政策执行偏离、权力腐败等现象，导致民营经济营商环境不佳。在欠发达地区，政府行政效能有待提升，个别地区仍存权力寻租、政商关系失范、懒政怠政等现象，难以为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在民营经济的创新过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进一步制约了民营经济开展技术创新、原始创新的动力。一些地方在政策执行中存在地域保护主义行为，部分外地民营企业在开办企业以及跨区域投资时面临各种隐性制度壁垒，甚至在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关门打狗”等现象，进一步限制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的良性营商环境的形成，遏制了民营经济的投资信心与动力。
破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突出障碍的对策建议
有效破解民营经济的“身份”障碍、“要素”障碍、“融资”障碍和“营商环境”障碍，需要在提振民营经济信心、落实竞争中性政策、强化民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破除融资难融资贵两座“高山”、优化市场营商环境等方面精准施策，加快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加快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深化推动国有资本布局调整优化
一是强化制度功能信号与制度执行信号的一致性。党和国家面向民营经济构筑了一套市场基础性制度、支持性制度以及保障性制度等多层次制度体系，其制度功能的基本信号在于充分鼓励、引导、支持和发展民营经济以及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认知有偏和行为失当导致制度信号的偏离，比如对民营企业为核心主体的非公人士执法方面存在行为失当，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制度功能信号与制度运行信号的不一致，需要强化中央与地方的制度协同性。特别是制度运行过程中的政策取向与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集中力量清理地方政府与中央顶层设计的功能偏离的相关政策文本，并适时将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等相关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
二是需要发挥专项财税政策的引导作用，切实以有为政府的力量减轻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税费负担，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多措并举降低民营企业特别是实体民营企业的生产运营与市场交易成本，解决民间资本“不愿投、不敢投”的问题。
三是需要进一步尊重与保护民营企业家精神，针对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出台相关细则条例，并进一步鼓励地方政府改革创新，在部分投资领域容许一定程度上的“试错”空间，建立并完善面向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容错”机制，营造支持民营企业家创业成长的社会舆论环境，鼓励社会媒体引导社会形成对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准确认知，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言论，提振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四是要加快推进国有资本布局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空间，实现国有经济布局“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以国有资本“三个集中”为基本原则，最大限度地为市场竞争性领域的民营资本腾出投资发展空间，并积极推进“混产权”与“混机制”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鼓励民营资本在不同层次上进入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全面推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机制建设，完善民营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的产权保护与财产保护机制。
（二）强化落实竞争中性原则，深化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一方面需要切实推动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机制。聚焦妨碍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妨碍要素商品自由流动、影响市场经营主体生产成本和市场经营行为等主要方面。重点对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文本和保护主义做法开展重点清查，着力破除各级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行为规范，探索跨区域的公平竞争审查的工作机制。在充分竞争性领域与相关行业提高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对能源、电信、金融等投资领域扩大反垄断审查范围，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平台资本垄断问题加快反垄断执法。
另一方面需要在各类创新政策、产业政策与财政税收政策等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强化竞争中性原则，破除明显的“规模偏好”、“所有制偏好”、“产权偏好”，进一步强化政府各类市场扶持性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的公开透明度。特别是扩大民营企业参与重大工程项目的范围，以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为抓手扩大民营企业投资参与空间。通过制定政府牵头打造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项目对接平台、设立民营企业参与重大工程项目的基本标准等系列政策部署，引导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打造创新投资“共同体”，系统优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生型创新生态。
（三）强化民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座
一方面需要大力弘扬创新企业家精神，在全社会形成鼓励民营企业家从事创新创业活动的社会氛围，特别是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建立常态化的民营企业沟通与诉求表达机制，畅通民营企业参与重大国家战略制定与政策部署的诉求表达权与参与权。社会媒体需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家的报道力度，主动挖掘优秀民营企业家成长的典型事迹，为民营企业家展示创新有为的正面形象贡献力量。
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鼓励与支持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在关系国际产业竞争前沿的市场领域开展创新战略布局，主动以技术创新战略驱动市场竞争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优惠力度，定向精准支持真正从事前沿技术研发与关键性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给予民营企业在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重大创新基础设施等方面更大的参与权，特别是调动企业主动开展技术创新研发战略，将企业技术创新战略摆在创新战略的头等位置。针对中小民营企业主动构建“单项冠军”计划与“小巨人”计划，分类建立“单项冠军”与“小巨人”数据库，优化“单项冠军”与“小巨人”筛选与识别标准。在重点产业、未来产业内依据企业所在产业链位置，确定可培育的隐形冠军。特别是定向支持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领军企业与隐形冠军组建融通创新联合体，鼓励龙头企业面向创新生态建立创新公地，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建立产业数字共享平台，实现创新资源的融通共享。
（四）持续降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营造良好融资环境
首先，持续深化金融服务体制改革。重点是面向金融供给侧层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金融服务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与中小创业企业的金融服务与支持力度，推动金融信贷结构优化转型。积极发展契合民营企业运营规律与发展周期特征的金融产品，推动国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融资服务“一视同仁”，在部分新兴产业领域与传统产业技术升级领域增加对民营企业创新融资支持力度，适度延长民营企业创新融资还贷周期。
其次，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特别是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引导普惠金融面向中小微民营企业精准纾困，满足中小微民营企业在个体经营以及恢复企业生产能力过程中的合理金融需求，推动政策性银行开展中小微企业“普惠贷款”专项行动。着力完善国有银行信贷考核体系，进一步将民营企业贷款额度、贷款效率以及贷款信用质量纳入国有银行业绩考核体系，持续引导国有银行定向支持战略性产业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最后，加快建立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构建覆盖“个体—家庭—企业”的信用评级体系，着力完善中小微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建设，加快利用数字技术精准打造中小微企业信用分级“画像”，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精准的信贷服务与融资支持，处理好民营企业金融支持与金融风险防范的关系，为资本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信用基础。
（五）持续优化市场营商环境，加快构建数字化服务型政府
当前，加快推动市场营商环境变革，需要从三个层面着重发力。
一是推动地方政府对营商环境的认知理念重塑，强化地方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地方政府从管控式治理走向服务型治理转变，真正意义上重塑对民营企业基本性质以及民营企业功能定位的科学认知，主动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精细化的服务环境。立足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机遇期，加快推动地方政府建设数字服务型政府，大力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推动政府政务系统数字化转型，实现民营企业各类政务服务环节的全流程数字化。
二是廓清政府与企业的行为边界，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大力度推动行政审批的数字化转型，确保最大程度降低企业在各项行政审批中的交易成本，节省企业家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生产性时间。着力全面清除民营企业开展创业过程中的各项烦琐不必要的手续，清理地方保护主义下的市场准入不合理门槛条件。
三是着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通过盘点摸清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总额和拖欠影响程度，分类推动各级政府建立面向辖区民营企业清欠账款的台账制度。适时将解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账款清理工作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范围，将地方国有企业偿还拖欠民营企业账款作为重点审计内容，强化民营企业账款追收渠道建设和监督协调机制建设。
（作者阳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首发于《宁夏社会科学》2025年02期，原题为《新时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障碍及其破解》，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发表时有编辑和删节。）
